参考来源： 主要史料文献：程中原著《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当代中国出版社吴思著《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中国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李静萍著《陈永贵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秦怀录著《陈永贵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ISBN：7-80092-181-6龙平平、黄亚洲、张强、魏人著《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版重要档案史料：央视国际《史海钩沉：邓小平应对陈永贵时的深层考量》，2007年8月11日《人民文摘》相关报道和访谈记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相关内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相关档案资料官方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陈永贵简介资料山西省昔阳县官方统计资料全国人大会议相关档案记录等等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80年1月15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
国务院会议刚刚结束，与会者陆续离去。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提前走出会议室，在休息室门口静静站着。
他头戴标志性的白羊肚手巾，身穿朴素的中山装，目光中透着几分焦虑。
当邓小平微笑着走过时，陈永贵赶紧上前招呼他进休息室，说有几个事要问问。邓小平犹豫了一下，点点头跟陈永贵进了休息室。
这注定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谈话。一边是刚刚复出、正在推动改革开放的邓小平，一边是特殊时期走出大山、扎着白头巾的农民副总理陈永贵。两人的对话，映射出一个时代的变迁。
"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陈永贵率先开口，话语中带着困惑。
【一】太行山上的贫苦农民
陈永贵出身贫农家庭，幼年时期生活极其困苦。
他早年历经艰辛，从小务农，给地主家放过牛，帮长工干过活，深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旧社会的陈永贵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属于半文盲。直到43岁时，他才勉强读了个"扫盲班"。
即便后来担任了副总理，因为看不懂秘书代写的演讲稿，政府专门为他特制了一种行距奇宽的稿纸，一页只能容纳一百个字，通篇用"大白话"撰文，较复杂的字全部用同音字注音。
解放战争时期，陈永贵加入农会，积极参加本地土地改革运动。
1948年，山西解放，土地改革让陈永贵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和房子。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人民服务。
【二】改造穷山恶水的艰难岁月
1952年，37岁的陈永贵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
当时的大寨村是一个典型的穷山村，全村83户人家，802亩土地散布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这里地处太行山区，山高坡陡，沟壑纵横，"山穷水恶土地薄"，生产条件极差。
陈永贵上任时，大寨的粮食产量仅有237斤每亩，人均年收入不足70元。村里的土地零碎分散，水土流失严重，遇到干旱就颗粒无收，老百姓生活十分困难。
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陈永贵带领村民开始了一场改天换地的奋斗。
新中国成立后，陈永贵积极领导全村群众，响应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号召。
自1953年起，大寨开始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村民们用最原始的工具，在坚硬的黄土地上开山凿石，通过劈山填沟、改河垒坝等方法造出人工平原，扩大了耕地面积。
这些工程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村民们硬是用锄头、铁锹、箩筐，一点一点地修造梯田，兴修水利。
经过几年的努力，大寨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零碎贫瘠的土地经过改造，变成了层层梯田。
粮食亩产连年增加，1952年为118公斤，1958年超过200公斤。到1962年，陈永贵带领村民奋斗十年后，大寨的粮食产量已经提高到亩产774斤（387公斤），产量翻了三番还多。
【三】"三不要三不少"声名鹊起
1962年的表现更是让大寨声名鹊起。那一年，全省许多地方因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而减产，大寨不但没有减产，粮食亩产反而有所增加。
更难得的是，在这个大灾之年，大寨发起了"三不要三不少"运动。
"三不要"是指不要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三不少"是指国家征购粮不少、集体储备粮不少、社员分配粮不少。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震动。
陈永贵后来解释这个决定时说："我们真的傻吗？我们不傻。国家是我们的国家，集体是我们的集体，人民是我们自己的人民，我们自己能够战胜的灾情，能够办到的事情，为什么要依赖国家呢？不能只看到当时国家给我们那么多财富，要看到另一个问题，就是那样下去，会不会使大寨的贫下中农社员养成遇到困难就依赖国家，躺到国家身上呢？"
大寨的这一做法经由山西省委上报，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963年，伟人发布了一项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四】从大寨书记到国务院副总理
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大寨成为全国农业学习的榜样，运动随即在全国迅速铺开。
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陈永贵的政治地位快速上升。作为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他成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1967年后，他担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等职务。1969年4月，他出席中国共产党九大，被选为九届中央委员。1973年8月，在党的十大上，他更是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样的提升速度，在中国政治史上都是罕见的。一个来自太行山深处的农民，在短短几年内就进入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层。
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工作。
从此，这个扎着白羊肚手巾的农民真正走进了中南海，成为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普通农民出身的副总理。陈永贵一共当了五年零八个月的副总理，从1975年1月到1980年9月。
值得一提的是，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坚持不拿国家工资，而是继续领大寨村的工分。
这让他的生活过得很拮据，相关部门不得不给他进行补贴。他在中南海的时候，依然保持着农民的生活习惯，经常亲自下地劳动。
【五】改革开放初期的新挑战
进入1980年，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农村开始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过去那种"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受到冲击。
而陈永贵一直推崇的"大寨模式"，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根据山西昔阳县官方资料记载，1967年至1979年，陈永贵在昔阳县掌权的13年中，全县共完成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9330处，新增改造耕地9.8万亩，但在推广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陈永贵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作为一个思想相对保守的农民出身的干部，他对邓小平推动的改革措施有些难以理解和接受。
1978年发生的几件事，让陈永贵的处境变得更加复杂。来自山西群众揭发陈永贵的信件大量涌向中央，这些信件反映了一些地方在学大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反映了群众对改革的期盼。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心境下，发生了1980年1月15日人民大会堂那次著名的对话。
【六】人民大会堂的历史性对话
面对陈永贵的困惑，邓小平并没有回避，而是耐心地解释着自己的观点。
"你担心一下，你究竟是执行不执行伟人的革命路线？你们是不是要背离伟人思想和革命的道路？伟人专门有个讲话，不是叫批评和自我批评吗？"陈永贵接着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担忧。
邓小平笑了笑，神色从容，平静地回应："陈永贵同志，你这是站在过去时代的角度看问题。现在是拨乱反正的时候了。我们有的决定，有的作法，过去是对的，现在需要调整。历史在前进，我们的认识也要跟上历史的脚步。"
接着，邓小平话锋一转，直接问道："我想问问你，你当了这么多年的副总理，你究竟为国家、为人民做了什么？"
这个问题，让陈永贵一时语塞。他坐在那里，沉思良久。
邓小平继续说道："我们衡量一个干部、衡量工作的标准，不是看他的出身，不是看他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看他实实在在为人民做了什么。你说要坚持伟人的路线，可伟人最根本的思想是什么？是实事求是，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为人民服务。"
"陈永贵同志，时代在变化。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过去。农业要发展，农民要富裕，这才是硬道理。"邓小平语气诚恳地说道。
这番话，让陈永贵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次看似平常的休息室谈话结束后的几个月，这位头戴白羊肚手巾、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农民副总理，会在1980年那个秋天主动做出一个震惊整个政坛的重大决定...
【七】主动辞职的历史抉择
邓小平的这番话，对陈永贵触动很大。这位朴实的农民副总理开始反思自己这些年的工作。
在后来的回忆中，陈永贵承认，邓小平的话让他"好几夜没睡好觉"。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推行的那套"大寨模式"，开始思考什么才是真正为农民好的政策。
"邓小平是好人，我没有把我搞掉，还让我好吃好住的。"这是陈永贵后来对邓小平的评价，朴实中透着感激。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农业学大寨"的口号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陈永贵也逐渐意识到，时代确实变了，过去那套做法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
面对这种形势，邓小平展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智慧和胸怀。他对陈永贵进行了耐心的劝导，指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能上能下，应该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1980年，陈永贵的儿子回忆说，父亲曾对他说："你替我写个辞职信，免得别人找我。"这句话反映了陈永贵当时内心的复杂情感。
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陈永贵主动请求辞去副总理职务。这个决定得到了大会的批准，也得到了邓小平的理解和支持。
1980年8月30日，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正式批准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在作出辞职决定之前，邓小平专门与陈永贵进行了长谈。
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你一定要放下思想包袱。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革命者，要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功过，这是党性的体现，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一个共产党员的价值，不在于他担任什么职务，而在于他是否真正为人民服务。"
邓小平还特意点了一支香烟，递给陈永贵，说："一个党员应该能上能下。撤职不等于就是犯错误，离开了政府职务，你也没有犯罪，也没有给任何处分。你现在仍然是中央委员，我也不要你离开北京。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好好检查检查自己。"
这番话，让陈永贵深受感动。他后来说："邓小平的话很有道理，我应该从实际出发。"
1981年，"农业学大寨"这场持续十余年的运动正式终结。
辞去副总理职务后，陈永贵本想返回昔阳大寨村，那里是他的家乡。
不过，中央最终把陈永贵安置在了北京，不仅解决了陈永贵的户口问题，而且还把陈永贵的妻子以及幼子接到他的身边，让他们一家三口在北京团圆。
陈永贵被安排担任首都钢铁公司顾问，后来又担任中日友好环保中心顾问。虽然没有了实际权力，但他依然认真对待每一项工作。
在担任首钢顾问期间，陈永贵深入车间，与工人们交流，了解生产情况。辞职后的陈永贵住在北京木樨地的一座公寓楼房里。他经常亲自上街买菜，被人们称为"永贵大叔"。
1983年，沉寂三年后，陈永贵主动向中央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给自己安排一份工作。他说："我还能干活，希望组织上能给我安排点事做。"中央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和实际情况，安排他到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
1984年初冬，有记者拜访陈永贵。这时的他，已经是没有任何职务的退休人员。70岁的陈永贵虽然头发花白，但精神依然矍铄，谈起过去的经历，他显得很平静。
"我这一辈子，从一个农民走到副总理，又从副总理回到平民，说不感慨是假的。可我不后悔，我觉得我做了自己该做的事。"陈永贵说道。
谈到邓小平，陈永贵说："小平同志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他当年问我做了什么，这个问题问得好。"
记者问他："有人骂过您吗？"陈永贵反问道："你有没有骂过我？"据当时的记录，这样的对话体现了陈永贵的性格。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逝世。从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到共和国副总理，再到普通的退休干部，陈永贵经历了新中国政治生活的历史变化。他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的那次对话，记录在相关史料中，成为了那个时期精彩的历史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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